将边缘化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主题，而宝丽来摄影和行为艺术表演则是他惯用的方式。
▲ 《sHe》宝丽来系列作品，其中sHe的特殊书写也是half man-half women的表达。作为宝丽来的艺术顾问，他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宝丽来相机、胶卷和其他材料。
▲ 《Diamond Plane》，乌雷觉得如果想要去剖析自己的身份，答案都藏在皮囊之下。他用小刀划向自己，并且将穿孔的过程记录了下来。当你因作品而感到不适，却正是乌雷想要抓住的时刻，因为那时的人们在面对“特殊身份”时同样感到不适。
或许大众对乌雷的认识多半来源于他的合作伙伴，这位曾经的伴侣——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
就连逝世的消息，大家也愿意第一时间去阿布拉莫维奇（以下简称“阿布”）的公共平台确认。
巧合的是，在第一次聊天中，他们发现彼此的生日居然是同一天。于是他们的对话就从对共同生日的仇恨开始了。
他们互相展示着日记本里被撕掉的生日页。乌雷不喜欢他的“德意志 ” 标签，阿布则被他的女性特质吸引。
很快他们就亲密得像双胞胎一样，还将彼此的组合起名为“另一半”（the other）。
此时关注边缘化个体的乌雷注意到，在柏林平民窟中，来自土耳其的工人饱受社会歧视。
他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去偷一副希特勒喜爱的画——《The Poor Poet》(贫困诗人），被偷出的画随即挂到了一位土耳其人的家中。
事成后，乌雷马上电话告知了美术馆馆长，自己的偷窃行为。这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
▲ 这幅画本身带有着，对当时的浪漫主义理想化的不安。由于是希特勒喜欢的作品，其背后还混杂着阶级矛盾、歧视等社会、政治问题。
这件作品实施的过程全都由阿布拍摄。之后，这对年轻的艺术家组合共同进行了一系列对身体耐力和情感信任的亲密测试。
在《潜能》（Rest Energy，1980年）的表演过程中，乌雷手持弓箭，阿布用她的身体重力拉开弓箭。
他们的爱情，为其行为艺术作品奠定了情感基础，但也是这份真情流露，让他们分道扬镳。
在《海上夜航》（Nightsea Crossing）中，两位艺术家对坐在椅子上，凝视着对方。然而有一次，乌雷动摇了，在表演期间，阿布独自一人凝视着对面的空椅子。
1988年，两人选择从长城两端徒步行走，在中间汇合再分别，以此标志双方12年情感和合作关系的结束。
长城项目期间，还发生了乌雷与随行翻译的丑闻。是啊，在感情里他不过是个才华横溢的自私鬼。
后来乌雷出过一本书《Whispers：Ulay on Ulay》，因为阿布不允许乌雷使用他们的共同作品，所以书中关于共同作品的部分全都是粉色留白。
直到2012年阿布在MoMA的展览上，乌雷出乎意料地现身了，并在桌子的另一端坐下，与阿布相对而望。
艺术家爱上另一个艺术家的结果，是留下了情感冲击力巨大的作品，但或许他们的关系才是真正的作品。
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也预示着两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走向，从激烈冲突到包容接纳。
▲ 《Fototot III》在这件作品中，乌雷将自己与整面玻璃镜捆绑，并向着玻璃面倒下。
从亲密无间走向独立发展的乌雷，持续以身体和摄影为媒介，质疑着空间和艺术的局限性。
乌雷视《Project Cancer》（癌症项目）为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作品，这是一个从11月到次年11月，跨度整年的旅行视频记录。
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今年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ULAY」个展的开幕时间，也定在了11月。
影片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肿瘤学研究所开始拍摄，这里是乌雷最初接受化疗的地方。
随着身体的好转，镜头开始伴随乌雷，走访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朋友们，其中包括当时正在柏林举行电影首映的阿布。
▲ 《Project Cancer》电影片段，封面图是阿布和乌雷以及导演在柏林相遇。
“Project Cancer”项目除了艺术家走访，还穿插了乌雷艺术人生的回顾。
视频片段中有这样一段作品，乌雷在阿姆斯特丹一家纹身店里纹了一块新图案，却在纹身还没恢复好的时候去找医生把这块皮肤切除了。
当时的他，把这块皮肤拿到市场上贩卖，因为在日耳曼的文化里，这意味着贩卖自己。
用疼痛和激烈碰撞去演绎的作品，是乌雷对于这个世界强大或脆弱，伤害或治愈的戏剧性表达。
后来的一次摄影作品展览上，在被问及作品意义的时候，乌雷回答说，“我不在乎光线条件或者形式。我不忙于真理或答案，而忙于现实。”
此时的乌雷早就和世界和解，和阿布拉莫维奇和解，和身份标签和解了，不再去执着所谓的真理或答案。
不过，他的和解并不是妥协。因为即使他睡着了，他还是个艺术家，他也必须是。
影片中的乌雷褪去了青年时代的激烈，疾病带给他的感受，是真实的。暮年的他，眼神还是一样的清澈，不过多了一份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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